贺先生和他的另外一个学生曾批评说，不能把《宪法》第10条规定的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理解为民法上的所有权。

3．诉讼不停止执行 诉讼不停止执行是德国首创的做法，这是确保行政效率的需要。此后章士钊还发表了大量批判平政院的文章：《论行政裁判所之不当设》（1912年2月22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29-31页）、《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1912年3月18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86-87页）、《论特设平政院与自由原理之不相容》（1912年3月18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104-106页）、《复汪君叔贤书》（1912年3月21日，第110-114页）、《驳神州日报论保障人民自由权不宜效英国制废行政裁判所》（1912年4月7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195-197页）、《再妄贡己见于神州日报记者——论行政裁判制度答昨日神州日报》（1912年4月19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205-207页）、《进论行政裁判制度》（1912年4月22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213-215页）、《论行政裁判》（1912年5月4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263-265页）、章士钊：《论平政院——答储君亚心》（1914年8月10日，《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231-235页）、《八厘公债案》（1914年8月10日，《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210-212页）、《行政法》（1914年8月10日，《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213-222页）、《论行政裁判》（1917年4月6日，《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61-65页）。

肃政史为国家机关，其提起诉讼，如一经审查，并非违法，或其自己发见有并非违法之证据，则可准其撤销。他在其《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74条中主张设立都察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参见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7-78页）。[49] 国家参事院（最高行政法院）是享有一般管辖权的初审法院，省参事院管辖法定的特定事项。第二是临时合议庭的组织。但《行政诉讼法》则没有采取这种列举主义，其第1条规定：人民对于左列各款之事件，除法令别有规定外，得提起行政诉讼于平政院：（一）中央或地方最高级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人民权利者。

虽然1913年天坛宪草否定了平政院的设置，1914年的袁记约法却确认了临时约法的规定。平政院式的行政诉讼制度虽然在之后的多次宪法草案审议再生争议、[61]在制度运作时也有些许变化，但行政诉讼法的总体设计一直处于实施的状态。从而，通过宪法解释来实施宪法也具有了超越法治自身的公转效应，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制度引擎[1]。

同时，也没有真正纯而又纯的统治类型，很多现实的统治机制都是复合的、互相镶嵌的[9]。对于法律解释，《立法法》提出了法律含义不明确和进一步解释适应社会两个标准，但《宪法》、《立法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都没有对宪法解释的管辖提出明确标准，因此在遵照前述《立法法》的两个标准并结合宪法解释的功能，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完善标准：（1）宪法条款含义不明确的情况由于宪法条款的含义往往是高度抽象、原则的，所以必须要对其具体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明确，才能成为适用的依据。地位低于全国人大，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但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同。由此，在完善具体程序的时候，中国宪法解释也必然是主动程序与被动程序，具体解释与抽象解释相结合。

这个特点要求我们在完善具体解释程序的时候必须区别于法律解释程序，不能完全照搬一般的法律解释程序。而此种机构的工作程序则应该以超脱具体个案事实的民主审议、多数议决和抽象审查为基本内容。

[14]综上，中国的《宪法》与相关宪法性法律，构建了一个权力机关依靠提案议决但又不同于普通法律解释的工作程序，这种提案既可以由外部国家机关行使，也可以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自身行使，既具有个案导向的、防御性的解释特征，也具有抽象的，形成性地解释乃至续造宪法的特征，从而宪法解释程序的完善必然是一种复合逻辑和混合宪制的路径，任何单一的实施路径都会与规范逻辑本身发生矛盾。然而，我们要看到，《宪法》及其相关法律对于我国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其实已经有了基本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例如《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宪法解释的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也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工作程序。见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4. 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实际上对宪法第25条中计划生育的含义，什么叫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做了具体解释。

[20] 李忠教授很早就提出过复合宪法监督程序的理论，虽然侧重于宪法监督的程序，但也体现了一种混合宪制的理论思考旨趣。澄清宪法含义的目标更适合由司法机关来启动，因为它要求解释的事实相关性，任何字面含义的模糊、含混往往都是在具体案件审理中发生的，因此必然导入以司法权启动和个案中权利保障为特征的程序。由于宪法解释的目标是多元的，因此它本身形成了一个混合的结构，不同的目标可以交给不同的机构来实现，这里机构之间也形成了一个混合的结构：启动机构与议决机构之间形成了一个宪法对话的过程，这根源于当代多数已不能再维持绝对理想的权力分立模式，而是呈现出不同机构参与同一权力过程，互相影响的混合宪制（mixed constitution）[21]。宪法解释案的公布应该制作专门的文号并附有详细理由说明，并明确其与宪法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尤其是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个案中没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冲动与实践，导致解释最鲜明的事实相关性特征无法有效彰显：解释往往是来自于个案审理的，正是在将某一个事实涵摄到某一个规范的过程中发生了疑问，才会发生解释的需求，而这正是司法机关的职分。[28] S. G. Calabresi, Regnery , ORIGINALISM:A quarter-century of Debate, Publising, 2007.[29]《宪法》序言明确：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即便是以司法机关为主导的宪法解释模式，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宪法，其功能也远远超越了在个案中通过解释宪法定纷止争，而是延伸到监督、发展立法，对规范进行抽象审查（德国模式）等明显带有民主立法权运行的程序与目标。另外，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来解读相关规定，解释宪法和解释法律是两项不同的职能，它们应该有各自必须启动的条件，也应该适用不同的程序。

从本文列举的这些决定来看，以决定解释宪法，其形成性功能，也就是通过决定扩大宪法规范的外延，形成新的重大国家公共政策与制度的功能非常明显，也就是说通过解释发展宪法的意图很明显，例如对国家机关职权的扩张，对重大基本国策的调整，都体现一种积极形成功能。4.完善审议、通过和公布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由宪法委员会或其他专门委员会提出解释草案，解释草案应该附有详细的理由论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或专门的宪法委员会以2/3多数通过，并向社会公布。[14] 形成性与司法性的宪法解释功能也是在德国宪法学上讨论联邦宪法法院管辖权的重要理论，参见【德】施莱希、克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5页。因此，工作机构相应可以分为启动机构和议决机构。（2）宪法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出现重大争议的情况这一部分往往涉及到宪法实施的监督。一般认为，宪法解释机制有权力机关与立法机关解释、普通司法机关解释和专门机关解释三种[6]。

王振民：《中国违宪审查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四章。只是，本文主张的宪法解释混合宪制，已经将监督宪法实施作为一项功能予以了吸收，并在混合宪制的法理上做了相对更为一般和深入的阐述。

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3. 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实际上对宪法第40条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的信的保护范围进行了解释：包括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并提出了可识别性和隐私性两个教义学判断标准。

同时，也必须对既有规则蕴含的法理有深刻描述、理解，并对照剖析制度运行实践存在的问题，从而追求在制度存量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改良，最终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之道。这里的第一要素就是，必须要组建一个行使权力的机关及其权力体系，也就是机制。

5.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实际上解释了宪法第124条专门法院包括知识产权法院，进一步明确了其外延。例如，司法机关主导解释的机制，就只能是司法权的运行，因此在解释对象上只能是个案式（结合具体裁判案件进行解释）的，在解释的启动程序上只能是被动启动（必须有当事人或特定案件中的法官提出），这在根源上来自于我们对司法权属于判断权，具有被动性的理解和认识。宪法委员会的工作程序采取民主议决制，三分之二多数决做出最终宪法解释决议，在这个过程中要撰写解释意见书和理由书，并可保留个人不同意见，同时为了符合《宪法》对宪法解释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宪法委员会的议决最终应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布。在具体行程宪法解释草案与决议过程中，应该建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充分协商、沟通、论证的机制，以真正实现宪法解释所要求的公共理性。

[4] 韩大元：《宪法解释程序法的意义、框架与思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而此种程序设计更偏向于建议或提案制，并通过民主议决程序来做出最终的解释法案。

[24]挪威、加拿大、比利时等国家则发展出更多的弱司法审查形式的宪法解释机制（弱化法院对于宪法解释的作用，强调与不同国家机关通过对话、沟通来达成宪法解释的共识），议会与法院之间有更多的解释性对话，法院也可以通过解释宪法以使法律与之保持一致、对不能解释一致的法律宣告这种不一致、赋予法院权力在议会回应处理违宪的法律期间延迟其法律效力等多种程序与议会共同分享宪法解释的权力。第二必须要确定并保持这种权力运行的方式和过程，也就是程序。

因为根据这个特点，当需要通过宪法解释来明确普通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时候，往往可以不启动宪法解释，直接通过法律解释而避免违宪的后果，从而容易导致法律解释吸纳宪法解释，体现不出宪法解释的独立性与必要性。一般说来，宪法解释既具有防御性目标（违宪审查），也具有形成性目标（澄清宪法、发展宪法），更具体而言，宪法解释的目标可以是：澄清宪法含义，监督宪法实施和促进宪法变迁。

[7][7] M. Hansen, The mixed constitution versus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31[8] Ibid.[9]  Aristotle, Politicals  3.7-8(1279a22-80a6)[10] S. Boyon, The Constitutiuon of France: A Contextual Analysis, Oxford2013, p. 150.ff[11]  F.Sharpf, Judicial Review and the Political Question: A Functional Analysis,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75(1966)[12] M. Elliott,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Oxford2001.[13]这尤其体现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享有的调查研究与审议议案的职能。（3）社会发展中的新现象亟需明确宪法地位与属性的情况中国快速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调整，必然会带来大量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在宪法上如何解释、回应乃至处理，都必须通过进一步解释宪法的含义来明确，以保证宪法变迁本身的良性变动，不至于出现对宪法的侵犯。[30] 国家机构之间的宪法商谈原理参见王旭：《宪法商谈论》，载《人大法律评论》2015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4）紧急状态或过渡状态下需要通过解释维护宪法秩序的情况宪法解释还必须为紧急状态或过渡状态下出现预留空间。

第三，通过决定来解释宪法导致宪法解释与宪法续造不分。宪法解释活动也是一种公共权力的运行，因此它的健康、有效行使同样要建立在特定机关运用解释权力开展解释活动的过程之上。

这种混合宪制理论是对任何一种简单的宪法解释程序机构还原论的批评，它要求我们必须摒弃权力的机关与程序必须是一种单一、纯粹建构的理想类型思维，最大程度激活既有制度蕴含的宪法解释潜能，最终提高宪法实施的效率与权威。同时，重大事项决定的程序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定期讨论或不定期讨论，主动进行讨论还是被动进行，只讨论不决定还是既讨论也决定，在宪法法律上都没有明确规定[17]，从而几乎可以不设门槛而启动，同时1/2多数通过实际上也是混淆了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降低了宪法解释的权威性。

当代世界，无论采取何种解释启动机构和议决机构，都必须完成上述基本目标[22]。宪法解释是否会构成宪法修改？根据《宪法》，修改宪法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1/5以上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2/3以上多数通过，因此无论程序还是效力，都与宪法解释有重大不同，因此必须明确宪法解释的界限，以不超越宪法文字的文义范围和制宪者原初意图为基本界限，如果要逾越此种界限，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讨论草案的时候，经委员长或者委员长会议提出，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宪法委员会或其他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提出报告，甚至可以提交下一年度全国人大审议、表决。